外媒称,华尔街著名投资家吉姆·罗杰斯在接受彭博新闻社采访时表示,对于当前的世界经济形势,中国是受害者而不是问题所在。
据彭博新闻社网站1月12日报道,他说,关于中国的经济状况有很多指标可以衡量,尽管有的数据可能不像美国或者德国那么容易取得,但他去过中国很多次,跟当地人有很多交流,也参观过很多中国企业,比较了解中国现在的情况。
他说:“中国的经济发展确实比原来放缓了。但这是正常的,其他很多国家和地区也是这样。”
当被问及对中国债务怎么看的时候,罗杰斯说:“我对整个世界在2016和2017年的形势都感到担忧。很多地方的经济都不景气。对那些把这归咎于中国的人,我想说,中国是这种情况的受害者,而不是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。”
他表示,真正的原因是美国——美国的央行,以及美国政府的债务不断膨胀。中国就像其他所有国家一样,是受害者。
当被问及中国是否面临债务市场泡沫破裂时,他说,与2008年中国缓解世界经济困境时不同,中国现在确实有债务,但不像美国、英国或葡萄牙那样。
罗杰斯说:“如果你担心这个,不妨看看美国吧。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债务国,债务还在不断上升。我们可没有外汇储备。中国却拥有惊人的外汇储备。”
实体经济调整取得进展
另据英国《金融时报》网站1月15日文章,金融市场再次对一个非常错综复杂的事件做出了过分简单化的解释。从最近的全球股票市场崩溃到下次衰退,外界把一切都归咎于中国。
尽管中国经济的规模和跨国连通性不可小觑,但其全球影响力要小得多。目前有两股强大力量正在展开较量:一股是该国早已显现出来的向新增长模式的过渡,另一股是蓬勃的金融基础设施的必要发展。
与流行观点相反,中国在第一点上正在取得相当不错的进展,尤其是在把经济架构从制造业向服务业调整方面。这些调整远比过分看重总体国内生产总值更重要。错误地痴迷于总体增长的统计准确性也忽视了这个关键要点。
农矿产品超级周期的覆灭是个更严重的后果。动量驱动型的投资者(以及巴西、俄罗斯、澳大利亚和加拿大这样的资源经济体)迟迟意识不到中国摆脱农矿产品密集型增长的重要意义。
石油是最显而易见的例子。煤炭的确占到中国总体能源消耗的大约70%,但该国在促进世界石油需求方面的作用也很关键。在截至2014年的10年里,中国石油消耗增长占全球石油需求总增长的48%。
随着转向低碳服务业引领的速度比较缓慢的增长,中国减少了石油消耗,这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原油价格最近发生的暴跌。贱金属和其他工业原材料价格也受到了类似影响。
尽管中国在调整实体经济方面取得了初步进展,但在金融改革的道路上遭遇了严重挫折。中国2015年的股市崩溃在2016年年初出现加剧,还殃及了其他主要股市。
更深层的问题不是泡沫迸裂本身,而是金融改革要务受到的影响。中国的信贷流一直过度依赖银行,所以打造经由资本市场的其他融资途径成为优先要务。由于新形成的债券市场太小,不足以填补这个空缺,所以注意力就转向了形成一个可靠的股市。随着股市陷入混乱,上述方案如今已不再可信。
人民币接近合理价值
北京的货币政策则完全是另外一回事。
投资者得出了错误结论,认为人民币最近对美元的贬值预示着新一轮竞争性贬值的开始,而这可能引发全面的货币战争,令人想起上世纪90年代末亚洲金融危机期间的贬值风潮。当时的风潮使该地区陷入严重衰退,而且险些使全世界遭遇同样厄运。
这种可能性微乎其微。
在大幅贬值10年后,人民币如今更接近合理价值。中国此前的大规模经常项目盈余已有所减少,消除了人民币被迫进一步调整的压力。具体来说,尽管自去年7月以来,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降低了6%,但相对于2005年中期仍然提高了25%。就中国贸易伙伴的一篮子货币而言,所谓的实际有效汇率仍比10年前的水平提高了50%。尽管这表明中国有充分的理由抑制人民币近年来大幅升值的势头,但发生更具破坏性逆转的可能性仍然很低。
首先,在全球经济低迷的情况下,需要采取大得多的贬值幅度促进出口,才能抵消中国其他领域的下行压力。
其次,这样的贬值会违背北京从出口转向国内消费的核心战略。
最后,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最近刚刚把人民币纳入特别提款权货币篮子,大幅贬值可能对该决定造成严重冲击。
中国当然还面临许多其他挑战,比如负债过多、房地产市场失衡、产能过剩以及环境恶化。所幸这些问题在内部政策争论中占据着重要位置。更艰巨的任务是实现经济与金融结构调整之间的平衡。如果资本市场改革仍然停滞不前,经济调整方面的进展就会受到阻碍。
与此同时,全球市场需要做好精神准备。好消息是,对中国经济硬着陆的忧虑太过夸张。对卖空市场而言,这可能是一种及时的宽慰。坏消息是,各国央行开始停止向市场提供人为支持(也就是数年来的量化宽松)。最终,这可能比又一场中国恐慌更成问题。
罗杰斯在接受彭博新闻社采访(彭博社网站)